成都党史|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形成与发展

作者:1号庄 发布时间:2020-12-15 16:05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揭开了中国全民族全面抗战的帷幕。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下,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新阶段。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湘、刘文辉等,在中国的影响下,公开支持社会各阶层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成都民先队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以各种方式有力地推动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七七事变发生后,以民先队队员为主的天明歌咏团成立,并举着团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爱国歌曲上街游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民先队队委胡绩伟得知七七事变发生的消息后,立即奋笔撰写了《以血肉的抗战答复敌人的侵略》的文章,附上卢沟桥地图,用“图存社”的名义印成传单,在全城散发。紧接着,7月9日,被查封的《大生》周刊改名为《图存》周刊,赋予“团结御侮,救亡图存”的新意出版。11月13日,继《图存》被查封后,又以《大声》周刊之名出版。它的出版,不仅对成都乃至全四川及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民先队队员筹建的星芒通讯社,在纪念“九一八”六周年时出版了《星芒》周报,并于11月与四川青年救国联合会的《救亡》周刊合并,出版了《星芒联合周报》,在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方面,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1937年3月,由中共党员发起成立了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7月8日,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起召开了援助平、津抗战将士的市民大会。

  ▲抗战爆发后创刊,由中共成都地下组织领导的进步学生刊物--《战时学生》旬刊

  会后,为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该会更名为华北抗敌后援会。与此同时,一些由党组织推动联系的员和民先队负责人,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与四川当局谈判并达成协议,于同月17日成立了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9月18日,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组织成都民众约5万人,在少城公园举行了纪念“九一八”六周年大会,向政府提出立即武装民众,彻底开放学生爱国运动等4项要求。1937年秋,成都印刷厂工人在读书会的基础上,成立了成都工人抗敌工作团;在妇女界救国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妇女抗敌后援会。

  10月10日,成立了成都文化界抗敌协会。1939年1月14日,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并出版会刊《笔阵》,在成都地区开展抗日救亡的文艺宣传。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员以高度的爱国热情,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积极主动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广泛团结人民群众和爱国青年,从中培养了一大批积极分子,为党组织的重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首先,抓抗日宣传的舆论工作。利用报刊宣传中国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发动人民群众支援抗战。成都市委领导大声社党支部,办好针对中上层人士的《大声》周刊,还特别重视易于发动广大劳动群众投入抗日洪流的、通俗易懂的《星芒报》(三日刊)和市委学委康乃尔负责办的《战时学生》旬刊。这些报刊与中共四川省委领导和掌握的《四川日报》、《妇女呼声》、《国难三日刊》、《时事新刊》等互相呼应,大量登载抗日救亡活动的情况以及爱国青年关心的时政问题,成为市委领导抗日救亡宣传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

  中共成都市委还组织救亡团体“大声抗敌宣传团”、“星芒社”、“救亡抗敌宣传社”、“工人抗敌宣传团”、“妇女抗敌宣传队”、“群力抗敌宣传社”,以及成都学生抗敌宣传一、二、三、四团等,采用话剧、街头剧、讲演、出壁报、演唱救亡歌曲等多种形式,在市内繁华街道、电影院、剧场和附近城乡进行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宣传,深受成都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1938年3月8日,成都30多个妇女团体2000多人参加了四川省妇女抗敌后援会召开的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发动妇女走向社会,参加抗日救亡活动;4月,成都全市民众在少城公园开会庆祝台儿庄大捷;五一劳动节,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在宣城致公堂举行纪念大会,《星芒报》为此专门作了报道;9月,在致公堂举行了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大会。通过以上活动,把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宣传工作做得既深入扎实又轰轰烈烈,很有特色,扩大了党在成都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第二,加强同国内外抗日救亡力量的团结。1938年3月,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四川省工委决定派张文澄以成都市学联代表的身份,与女战训同学会的周曼如(民先队员)、胡朝芝等3人共同编组出席会议。4月15日,成都学联召开大会,由代表传达全国学联大会精神。6月,世界学联代表柯乐满等4人来到成都,民先队以成都学联名义召开欢迎大会。会后,韩天石等同他们合影留念。其他救亡团体也召开了座谈会,介绍成都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同柯乐满等交流了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经验。通过这些活动,既向外界宣传、介绍了成都地区抗日救亡活动开展的情况,也使得成都青年认识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了世界人民的支持,鼓舞了斗志,增强了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第三,击退反动逆流,救亡运动健康发展。在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滚滚洪流中,出现了妄图打击抗日救亡积极分子,阻止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逆流。1937年11月28日,由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负责人康乃尔、王玉琳率领同学到凤凰山慰劳修机场的数万民工。目睹民工在隆冬时节还睡在潮湿的地上,实在难以御寒,生病的很多,于是由王玉琳出面,以川大抗敌后援会的名义,购买了稻草3万斤捐赠给民工垫铺御寒。川大CC系和复兴社分子孟寿椿等,趁川大抗敌后援会改选之机,打击进步力量,妄图夺取川大抗敌后援会的领导权,乃向法院诬告康、王二同学贪污1万斤稻草款的川大稻草案。中共四川省工委动员了成都新闻界、文化界、教育界的进步人士和抗日救亡团体声援这场斗争。省工委领导人张曙时通过上层统战关系转告成都地方法院,“事关抗日,舆论关注,要秉公处理”。康、王遵照党的指示,聘请成都有名的律师作公开答辩,并请了卖稻草的彭世松父子出庭作证,揭露孟寿椿等人制造假证据的诬告行为,使得事件线日,成都地方法院正式宣告康、王“无犯罪嫌疑”,“不予以刑事处分”。这一斗争的胜利,打击了反动分子,孤立了少数顽固分子,团结了中间群众,教育了后进群众。

  1938年4月,群力抗敌宣传社在黄爽英与熊梦的带领下,在新繁宣传后到郫县进行宣传,遭到县政府的无理搜查,不准宣传,并限制队员的人身自由,派军警押回成都,制造了郫县事件。在市委书记杜桴生的领导下,党组织发动各抗日救亡团体组织数百人到茶店子迎接慰问。经过斗争,迫使四川省政府宣布无罪释放。

  1938年5月,《星芒报》刊登了天府中学史地教员张克林《告天府同学一封公开信》,揭露该校校长肖寿眉说“苏联是我们的敌人”,停止讲授教科书上有关苏联部分的内容,还说“要讲必须持攻击态度”。张克林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5月9日,肖寿眉竟率领数百名不明真

  相的学生,捣毁星芒社及其楼下的战时出版社。《星芒报》发表了《为肖寿眉率领学生侮辱星芒社告读者书》,战时出版社在报上登了紧急启事,要求四川军政当局、治安机关及地方法院伸张法纪,惩办肇事者。再次把肖寿眉破坏中苏关系,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暴行公之于众,使其受到了社会舆论的谴责。

  第四,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共中央先后派张曙时、罗世文(罗绍堂)、李一氓、周俊烈等对以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地方实力派做了卓有成效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因而在抗战爆发后,在中国的推动下,刘湘等四川地方实力派拥护抗日,为四川军队走上抗日战场英勇杀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七七卢沟桥事变,极大地激起了成都人民抗日救亡的爱国热忱。在中共成都地方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全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强烈呼吁实行全民族抗战,要求川军出川抗日。1937年7月8日,在成都民先队和其他进步团体的推动下,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召开了声援平津抗战将士的市民大会。会后,为了适应抗战新形势的需要,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改名为四川民众华北抗战后援会(简称“华抗”)。次日,华抗仍以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名义,发布了《为日军进攻平津宣言》,指出:“民族的解放战争已经发动,四万万五千万人生死存亡,要在这一次战争中决定。”并向当局提出“立即出兵援救平津;全国民众赶快组织起来援救平津;发动全民族的对日抗战;反对一切对日谈判”等五项要求。

  1937年8月2日,“省抗”发出通电,要求政府立即发动全民族对日抗战,厉行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保全领土,肃清汉奸,巩固后方,武装民众,并要求刘湘亲率川军出川抗日。8月7日,“省抗”组织成都市民10余万人在少城公园召开大会,发出通电重申8月2日通电的主张。大会参加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气氛之热烈,是抗战爆发后空前的。9月18日,“省抗”再次组织成都各界民众5万多人在少城公园举行纪念九一八事变六周年大会。大会以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名义,向政府提出立即武装全国民众,彻底开放学生爱国,彻底清查私货和日货,严厉惩办卖国汉奸。

  ▲卢沟桥事变:1937 年7 月7 日夜,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诡称一士兵失踪,强行闯进宛平城搜查,遭我驻军拒绝。日军乃炮轰宛平城和卢沟桥。驻守该地的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奋起抵抗,打响了中国全面抗战的第一枪

  与此同时,日军的侵略也激发了川军将士的爱国热情,纷纷致电上书,请缨杀敌,共赴国难,更进一步推动了刘湘等川军将士出川抗日的决心。1937年7月6日至9日,军事委员会在重庆召开川康整军会时,正值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川康整军会主任何应钦在会上宣布了这一重大消息,与会的川军将领情绪激昂,纷纷请缨要求率部出川抗日。7月14日,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电告南京国民政府,对国事痛陈利害,请早定抗敌大计。紧接着,他又通电各省军政首脑,说明日本侵略绝非一省一部的问题,主张全国总动员,共赴国难,与日寇一战。8月3日,刘湘出发去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成都各界抗敌后援会代表向刘递交请愿书,刘表示竭诚接受,并发表了“定将各界同仁及民众救国抗敌热情转述中枢,决不有负殷望”的书面谈线日,刘湘到南京后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说:“要抗战才能救亡图存,才能深得民心,要攘外才能安内!”他还说:“过去十年内战,报不出账来,今天有了抗战的机会,我不能不尽力报国。”同日,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在听了刘湘的发言后,对其爱国热情表示赞赏,约定双方互派代表建立联络关系。随后,中共中央先后派张曙时、李一氓、罗世文等到成都做联络代表,进一步在川军及四川各界上层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刘湘也曾派王干青做联络代表常驻延安。四川各界民众3000余人在少城公园召开欢送第一批川军出川抗日将士大会。成都各界民众代表、刘湘及其所部各军师、旅长出席大会。知名人士张澜等在大会上致词,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向川军将士赠送毛巾1200条,毛巾上印有“努力杀敌”四字;各界代表赠送锦旗16面,锦旗上分别绣着“为民族解放而战”、“保卫中华争取我们的生存”、“把我们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等口号,极大地鼓舞川军将士驰骋抗日战场,英勇杀敌,保家卫国的决心和斗志。川军出川抗日的壮举,一改过去四川军阀掠夺人民而为人民所不耻的景况。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致川康出征军》中称赞说:“我们的军队现在真正为我们大家出川拼命了!”8月29日《国难三日刊》短评也说:“川军健儿,出川参加国际战争,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正面的冲锋陷阵,是为历史之创举。”1938年5月22日,成都10万市民再次举行欢送川军将士出川抗日授旗仪式。

  八年抗战中,四川军队转战大江南北,历经山西、山东、河南、安徽等10多个省,先后参加了松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粤湘桂会战等等。他们以简陋的武器装备,在战场上与装备精良的日寇浴血奋战。川军将士生活极为艰苦,常常在冰天雪地里行军还穿着草鞋单衣。然而,他们没有忘记为国为民应尽的责任,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冲锋陷阵,前赴后继,英勇杀敌,以血肉之躯捍卫祖国,在抗日正面战场上赢得了“无川不成军”的赞誉。

  主办 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总编辑 曾新副总编 杨云芬主编 徐源松执行主编 向仕才编辑 林建 游一帆 杜欢欢采编 向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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